研究速递｜数字化、社会创业和国民幸福感
数字化、社会创业和国民幸福感
文献来源：Torres, P., & Augusto, M. (2020). Digitalisati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national well-being.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61, 12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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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考察了数字化和社会创业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利用结构性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家教育制度较为完备，拥有良好的治理体制和以慈善为导向的金融系统的情况下，数字化可以利用这些条件促进国民幸福感。该研究还阐明了社会创业的作用，为创业研究做出了贡献。社会创业在制度薄弱国家会影响国民幸福感，但在发达经济体中的作用无关紧要，为制度空白视角提供了支持。这项发现有助于正在进行的关于制度在创建社会企业方面的作用的争论，并利于促进对社会创业的社会影响的认识。此外，该研究结果表明，要实现高水平的国民幸福，必须综合考虑各种条件。
▋01 引言
发展社会创业是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所公认的目标，但政府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幸福。因此，幸福感已成为创业研究的前沿。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在创业者幸福感，极少有学者聚焦于国家层面的幸福感。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企业进入新市场和扩大顾客群的机会增多，数字化趋势为创业者创造了更多的新机遇。然而，创业行动，尤其是社会创业，可以解决一部分社会问题。事实上，社会创业的首要目的在于幸福的创造与社会变革。因此，将社会创业与国民幸福感联系起来，并进一步研究和理解两者存在的潜在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社会创业出现在不同的环境中，特别是在新兴、快速发展和发达的经济体中。以往研究表明，制度环境能够解释社会创业的兴起和发展。从制度理论，学者们主要从两个维度解释社会创业的出现：制度空白视角与制度支持视角。制度空白视角提出，制度薄弱以及缺乏适当的社会对策驱动了社会创业的出现；制度支持视角则主张，完善的制度支持了社会创业的出现。因此，确定利于或阻碍社会创业的背景环境和其他特定的国家制度是重要的课题。当今，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几乎所有现存职业都会受数字工具的影响，社会创业也不例外。如此，结合制度理论，探讨数字化、社会创业与国民幸福感间的关系，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02 研究内容
1
国民幸福与制度理论
幸福（Well-being）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包括享乐性、评估性和幸福性维度。
制度（Institutions）对应于“人类设计的塑造人类互动的约束”，既可以是正式的(如法规、合同和程序)，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文化或社会规范)。制度理论可以成为理解高水平国民福祉的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
以往的研究报告了关于创业活动和制度之间关系的相互矛盾的结果，关于不同制度层面如何相互作用的知识仍然有限。
2
数字化与国民幸福
数字化（Digitalization）是指流程的内部优化，如工作自动化和成本最小化。数字化术语范围更广，指的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数字化数据对如何完成工作的影响。Tilson等(2010)将数字化定义为“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使数字技术成为基础设施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机构背景的社会技术过程”。
新的数字技术支持新的合作方式、组织资源和开发新的解决方案，这不仅可以促进创业活动，还可以影响幸福感。因此数字技术改变了组织和社会的关系。数字化与其他制度条件的相互作用下，能够促进国民幸福。
3
社会创业活动与国民幸福
社会创业可以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联系起来，跨越现有的社会边界。社会创业通过创新和创业活动创造社会价值，利用机会解决社会问题，从而有助于社会幸福感。因此，社会创业在促进国民幸福方面可能是有用的。然而，以往研究表明社会创业对国民幸福水平程度的影响是可有可无的，并主要取决于制度环境。制度空白时，推动社会创业产生并发挥作用，制度完善时，社会创业活动的机会就会减少，在国民幸福水平中发挥的作用就微乎其微。
本研究关注的是可能影响国民幸福的两种前因变量：数字化和社会创业。考虑到预期结果可能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加入了制度要素的研究：教育体系、治理和慈善金融体系。
▋03 研究方法
1.样本和数据来源
样本：全球27个国家样本，时间跨度为2016-2018。
数据来源：世界幸福报告数据集（World Happiness Report dataset）；世界银行（World Bank），全球创业监测库（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联合国（United Nations）和慈善援助基金会（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2.变量测量
国民幸福 | 幸福指数，由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提供的世界幸福报告数据集中获取。 |
数字化 | 数字采纳指数(digital adoption index)，源于世界银行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采纳指数是一项全球指数，衡量一个国家在人民，商业和政府这三个维度上的数字采用情况。 |
社会创业活动 | 通过作为创始人或所有者参与社会创业活动来衡量，数据来源于2015年进行的全球创业监测(GEM)成人人口调查。 |
教育体系 | 国家教育体系水平是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14年）提供的教育指数来衡量的。 |
治理指标 | 根据世界银行在其全球治理指标中提供的数据计算。包含国家层面的六方面内容：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政府效力、监管质量、规则和法律以及腐败控制。 |
慈善金融体系 | 使用不同国家人民在2014年捐赠的与慈善有关的数据，由2015年CAF世界捐赠指数收集获得。 |
3.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数字技术、社会创业以及制度环境进行组态匹配来检验对高国民幸福水平的影响。
▋04 研究结论
本文推进了对国民幸福方面的研究，并通过fsQCA组态方法厘清了数字化和社会创业的作用。研究表明，在教育体系、治理和慈善金融系统存在的情况下，数字化利于国民幸福的发展，而社会创业在这种情况下不发挥作用。该研究结果为制度空白视角提供了支持，从而为正在进行的关于社会企业的制度观的辩论做出了贡献。此外，缺乏社会创业或缺乏慈善金融体系可能是导致幸福水平低的原因之一，这表明创业和以慈善为导向的金融体系可以成为新兴经济体社会变革的替代品和贡献者。因此，当社会创业在发达经济体中起不到作用时，可以在新兴经济体中产生社会影响。
此项研究结果对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都具有深远意义。数字化应被视为国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各国政府应推动数字化发展，以发挥教育、治理和金融慈善事业的积极作用。数字技术变革组织和社会间的关系。数字化能够扩大教育系统的覆盖范围，加强治理的透明度，提高财政慈善事业的效率和效力。尽管社会创业在对高国民幸福水平中不起作用，但如果在制度处于薄弱状态的国家，政府也应促进社会创业，让社会创业活动在制度空白国家以及地区发光发亮。
本文经翻译整理，仅供学习与交流，转载请注明出处。
供稿：吕孟丽、赵陈芳 | 编辑：赵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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